In memory of Richard H. Kirk (1956 – 2021)

今個中秋節晚上，傳來了一個噩耗——英國雪菲爾industrial電音先鋒Cabaret Voltaire主將Richard H. Kirk病逝，享年65歲——原來他早已在8月8日與世長辭，可是消息要到9月21日才作官方公佈。目前仍未知道他的死因。 

Richard H. Kirk離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因為近年看到他正在帶同Cabaret Voltaire重返軌道——在1994年解體的Cabaret Voltaire，於七年前已在Richard H. Kirk個人獨力支持下作重出江湖演出，然後加盟英國獨立名廠Mute旗下，於去年11月出版了Cabaret Voltaire足足睽違26年的回歸專輯《Shadow of Fear》。不只如此，在《Shadow of Fear》之後，Richard H. Kirk的一人Cabaret Voltaire還於今年3、4月先後發行了《Dekadrone》和《BN9Drone》這兩張各只收錄一首闇黑ambient drone長篇曲目的專輯(2LP版分成四個部分、數碼音樂版則一曲過)。三張作品如舊在他的雪菲爾Western Works錄音室灌錄製作。見到他如此多產起來，確實是可喜可賀的事。 

誰不知，《Dekadrone》和《BN9Drone》成為了Richard H. Kirk在生前所出版的最後兩張遺作專輯。當得悉他離世後，我在想《Dekadrone》和《BN9Drone》面世時，Richard H. Kirk已是處於病入膏肓的狀態，知道自己會命不久矣。那麼從《Shadow of Fear》到《Dekadrone》和《BN9Drone》，就彷彿相對於晚年David Bowie的《Blackstar》抑或Leonard Cohen的《You Want It Darker》等作為「最後作品」之意義。 

Cabaret Voltaire公認為industrial界的教祖之一，影響著post-punk年代的獨立電音、industrial以至後世的house / techno / electronica音樂，而Richard H. Kirk一直有著cult界傳奇性樂手的地位。Cabaret Voltaire本是由Richard H. Kirk、Stephen Mallinder和Chris Watson組成的三人樂團，Chris Watson老早已離隊成立更avant-garde / sound art實驗的The Hafler Trio，而Stephen Mallinder也在樂隊於1994年解體後一去不返，所以Richard H. Kirk的核心成員角色也不言而喻。隨著Richard H. Kirk與世長辭，Cabaret Voltaire亦告名存實亡。 

最早期的Cabaret Voltaire作品是通過電子儀器與tape loop / sound collage技巧製作出來，極為實驗性而不著邊際，奠定了其地下industrial之音的雛形。直到加盟Rough Trade Records，從單曲〈Nag Nag Nag〉到1979至81年間的三部曲專輯《Mix-Up》、《The Voice of America》、《Red Mecca》，「半電子樂團」姿態的他們將闇黑post-punk、冷洌electro電音、sound collage實驗，祭出Cabaret Voltaire的標誌性industrial風格；同時在這個Rough Trade時期，Cabaret Voltaire也有出版現場演出專輯以紀錄他們原始粗獷的聲音如1980年的《Live at the Y.M.C.A. 27-10-79》，以至Chris Watson離隊後不久的《Hai! (Live in Japan)》(1982年)。 

隨著Cabaret Voltaire轉投Some Bizzare / Virgin Records，是他們的另一個重要的奠定性階段。因為簽約時收到唱片廠牌一筆可觀的預付費，讓Richard H. Kirk和Stephen Mallinder為他們的Western Works錄音室添置了一批新的電子合成器及器材，Cabaret Voltaire昂然走向更具體的電音舞曲樂團姿態，在1983至85年間的「Some Bizzare / Virgin年代」三部曲專輯《The Crackdown》、《Micro-Phonies》、《The Covenant, The Sword and the Arm of the Lord》，摩登而修飾的電音製作、他們對groovy的funk樂之興趣、sample聲效，同時又保留著工業電音的冰冷感與紀律重複性，樹立起其獨樹一幟的industrial funk工業舞曲風格。 

然後Cabaret Voltaire又轉投主流廠牌Parlophone / EMI，音樂製作亦進一步地修飾起來，是他們最具爭論性的一個時期。但毋庸置疑聯袂Adrian Sherwood監製的1987年專輯《Code》(包括有Bill Nelson客席伴奏)是我最喜愛的Cabaret Voltaire之一，仍有其冷冷工業電音色彩；到1990年專輯《Groovy, Laidback and Nasty》裡有多首歌曲有Chicago house名宿Marshall Jefferson操刀，開宗明義向Chicago house取經，初聽時覺得他們商業化了妥協了，但後愈覺得是Cabaret Voltaire一張有趣的作品。 

Richard H. Kirk早在1980年已於Throbbing Gristle的Industrial Records出版他的首張個人專輯《Disposable Half-Truths》(卡式帶)，而我最先接觸到他的個人作品，是當年誤打誤撞以特價港幣10元購來他在Rough Trade時期的1986年個人專輯《Black Jesus Voice》(唱片封面好死亡好gothic)。Richard H. Kirk在Cabaret Voltaire以外，亦一直處於多產的狀態，而我對他的side project發生興趣，那是90年代的事。 

先是他跟DJ Parrot在1990年組成的Sweet Exorcist，他們在電音廠牌Warp旗下發表兩張單曲，公認為British techno / bleep house / IDM的先鋒作品；然後是他化身Sandoz在實驗音樂廠牌Touch旗下在1993年出版的《Digital Lifeforms》專輯，展現出其IDM / ambient dub techno取向，當年叫我聽得大呼驚喜，跟著他又化身在伯明翰ambient dub電音廠牌Beyond Records旗下的電音單位Electronic Eye。無疑Cabaret Voltaire之前的專輯如《Plasticity》、《International Language》都已有techno電音取向，但從Sandoz的《Digital Lifeforms》到Electronic Eye的《Closed Circuit》、Richard H. Kirk的1994年個人專輯《Virtual State》(Warp出品)、Cabaret Voltaire的1994年2CD專輯《The Conversation》(比利時R&S廠牌的ambient支部Apollo出品)，他走向愈見深邃的電音層次。 

自1991年以降的Cabaret Voltaire隨著Stephen Mallinder不再主唱、帶來全是電音器樂曲目，人所共知Stephen的參與度已大減，感覺上已猶如Richard H. Kirk的個人樂團。跟著因為Stephen Mallinder移居澳洲，他們亦正式分道揚鑣。從90年代至2000年代，他以Sandoz、Electronic Eye以及Richard H. Kirk名義發表過的作品簡直多不勝數。直至近年他才以Cabaret Voltaire的身分回歸。 

得悉Richard H. Kirk離世後，我好想替他做一個playlist以作致敬。但面對他歷年來海量的作品，情況有點「撠手」。最後終於完成了，縱使Spotify上仍找不著有好幾張專輯，但總算足以構成一段Richard H. Kirk跨越40多年的音樂旅程(Cabaret Voltaire / Richard H. Kirk / Sweet Exorcist / Sandoz / Electronic Eye)。

 

my little airport：祝福你快樂

my little airport一連四場在8月27至29日於九展Star Hall舉行的《my little airport 2021 live：我都唔知道》(29號玩兩場)，我看了星期五、六兩晚，而星期日晚我就去了看黃靖的音樂踢撻舞劇場《我們在此漂流》，但隨後我也趕回九展(其實只是輕輕鬆鬆地乘215X巴士)看mla尾場的encore。所以今次我是共看了完整兩場加一場encore。 

自my little airport在2004年舉行的首個自家演出《情留暑假音樂會》起(地點是觀塘一座舊工廈頂樓的教會場所、已清拆重建)，多年我從沒有錯過過他們每次的專場音樂會，跟他們一起走過壽臣劇場、Hidden Agenda、蒲吧、Music Zone、麥花臣場館、Star Hall。 

每次my little airport的專場演出，我都特別期待他們現場會玩甚麼cover version。早年，mla玩過多首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作品、也玩過多首AMK甚至關勁松的個人作品，又玩過Pulp、The Strokes、The Libertines，玩過粉紅A，感覺上這是有點煞有介事地向他們的獨立音樂薰陶作致敬之意味。 

接著，大家都見到my little airport在其專場表演(「維港唱片」的音樂會也有)翻玩了不少80、90年代Canto-pop歌曲，那些年我記得他們玩過陳百強〈思想走了光〉、蕭芳芳〈林亞珍〉(這首是70年代的)、林子祥〈仍然記得嗰一次〉、郭小霖〈愛情蝙蝠俠〉、陳慧嫻〈跳舞街〉、李克勤〈護花使者〉、卡通片主題曲〈我係小忌廉〉、林志美〈你的眼神〉、露雲娜〈千年女王〉、羅嘉良/吳鎮宇/張可頤/宣萱〈難兄難弟〉、羅文〈波斯貓〉、陳百強/林姍姍〈再見Puppy Love〉等。mla玩Canto-pop，是他們對本地廣東歌流行曲作尋根，亦在告訴年輕一代樂迷這就是曾伴隨他們成長的香港流行音樂；而在my little airport的indie-pop / indie rock風格的演繹下，也他們改編Canto-pop也具有相當的玩味，總之是叫人看得很歡暢愉快，聽到笑笑口。 

然後，my little airport在2019年11月中於Star Hall 舉行了兩場《催淚的滋味 live 2019 》音樂會，氣氛冷靜沉重而又催淚。當晚他們也有玩改編歌，除了玩LMF〈今宵多珍重〉和粉紅A〈香港香港〉等獨立樂隊的曲目外，大家最深刻是臨近encore之前，也玩了Beyond的1999年曲目〈十八〉。三首之中，以〈十八〉為最流行最Canto-pop——而林子穎執導的梁天琦紀錄片《地厚天高》，片中就是以梁天琦自彈自唱Beyond〈十八〉作結，所以一切也不言而喻。聽到mla玩出廣為樂迷認識的〈十八〉，心情是令人陷入沉思而多於亢奮雀躍，畢竟mla版本是多麼的縈繞心頭。 

今時今日my little airport來翻玩廣東歌，目的也不是要娛樂現場觀眾，而要帶出意味深長的意義。正如今次《我都唔知道》在主軸演出部分之尾聲、也是encore前，翻玩了黃耀明的〈祝福你快樂〉。 

〈祝福你快樂〉是來自黃耀明在「音樂工廠」廠牌時期的1993年第二張個人專輯《借借你的愛》，並非焦點主打歌，也許已是被遺忘的歌曲。8月初明哥遭廉署拘捕被控以莫須有罪名，樂迷隨即紛紛都在社交媒體貼上他的歌曲，憑歌寄意為明哥集氣打氣。當日我選了來自《借借你的愛》專輯的〈邊走邊唱〉，我很記得隨之便見阿p選了〈祝福你快樂〉作分享。想不到在20多日之後，my little airport就在《我都唔知道》音樂會上把此曲玩了出來，這絕對是給我的一大驚喜。 

就像翻玩〈十八〉般，my little airport是如斯淡淡然而溫婉地演繹出〈祝福你快樂〉，畢竟Beyond和明哥都屬同一個世代的人，所以兩者難免有點同出一轍的感覺。阿p說〈祝福你快樂〉是送給明哥的(明哥看了星期六晚那場)，寄意「唯願是年月好好的對待你」。 

而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收到，這也是送給香港人的。LONG LIVE。

The Goon Sax：三人行〡多面體

好記得第一次聽到澳洲布里斯本獨立樂隊The Goon Sax，他們所予我的深刻印象，就是indie-pop / twee-pop到不得了，簡直好像回到C86運動爆發至90年代初葉那個indie-pop時代，所說是其2016年首張專輯《Up to Anything》。我知道，一個音樂流派也會隨著時代巨輪的推進，而會在聲音上發生變化，甚至感覺也有點不一樣，所以今天很多被冠以indie-pop之稱的樂隊，其實已不再是我心目中的indie-pop。但當時The Goon Sax的indie-pop就來得非常之正宗，很80、90年代的獨立流行樂風格，就像回到那個樸實無華、跟科技背道而馳的indie-pop美好年華。 

The Goon Sax是Louis Forster(結他)、Riley Jones(鼓)和James Harrison(低音結他) 所構成的三人樂隊，三人皆是主唱、擁有三把聲音。加上高個子成員Louis Forster是布里斯本傳奇性indie rock / college rock樂隊The Go-Betweens(曾簽約英國獨立廠牌Rough Trade及Beggars Banquet)主將Robert Forster的兒子，那更令我對他們另眼相看。 

五年前的《Up to Anything》，The Goon Sax全然是一隊赤子之心、無添加的indie-pop / twee-pop樂隊(連唱片封面也猶如C86年代的獨立樂團出品)；到了2018年的第二張專輯《We're Not Talking》，聽得到他們的indie-pop聲音之成長，多了一點製作。相隔三年後，如今再帶來樂隊的第三張專輯《Mirror II》，可聽見他們的聲音出現了微妙的進化，卻又毫無遺和感。 

睽違三年，期間Louis Forster去了德國柏林居住、在一家戲院工作，Riley Jones和James Harrison則組了post-punk樂隊Soot。然後The Goon Sax再合體——他們視之為新開始，在一間他們喚作Fantasy Planet的昆士蘭建築房子一起居住，閉門造車地創作了新專輯出來。樂隊繼而遠赴英國Bristol，在Geoff Barrow(Portishead / Beak)開設的Invada Studios，由跟PJ Harvey合作無間John Parish監製下把《Mirror II》灌錄了出來，這位英國製作人對The Goon Sax今次的聲音之影響亦不言而喻。 

《Mirror II》是The Goon Sax歷來最「多嘢聽」的一張專輯但又不失他們的indie-pop樂隊初衷本色，三位成員彼此的風格亦來得更為顯著，從而令到樂隊呈現出多重性格多面體。專輯喚作《Mirror II》，意指他們得以互相影響的合作關係。 

Louis Forster演繹的歌曲，跟Riley合唱的先行單曲〈In the Stone〉是由post-punk式bassline主導的美好indie-pop；另一先行單曲〈Psychic〉是由明快鼓機節拍驅動的noise-pop，其mv也叫人看得賞心悅目。而avant-rock曲目〈Bathwater〉最後Louis唱出德語歌詞，也告訴了大家他曾在柏林生活。 

 

從灰野敬二到Kylie Minogue，都是女成員Riley Jones今次背後的音樂影響。由她主唱的新單曲〈Desire〉無疑是dream-pop / shoegaze到不得了的夢幻浪漫靚歌，而〈Tag〉就是她的bubblegum-noise-pop，但又有多少post-punk / new wave的底蘊。

 

一向都覺得James Harrison主唱的歌曲是最twee-pop，即是BMX Bandits那種，今次他兩首psychedelic-folk歌曲〈Carpetry〉和〈Caterpillars〉，原來是師承自前Pink Floyd主腦Syd Barrett之薰陶，雖然他一開聲我已覺得像極了BMX Bandits的Duglas T. Stewart。

【專訪】Kings of Convenience：北回歸線

今年最叫樂迷引頸以待的音樂回歸，大抵是北歐挪威卑爾根二人組合 Kings of Convenience 發表睽違12年的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喜見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這兩位音樂拍檔再合體。 

早前在4月30日， Kings of Convenience 釋出回歸單曲〈 Rocky Trail 〉，我隨即在社交平台分享，從而喚來勁多讚/心心與轉發，更在我的圈子出現了洗版的現象。 

就像2009年的前作《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般， Kings Of Convenience第四張專輯《 Peace or Love 》裡所呈現都是其他們最基本的 acoustic 歌曲風格，沒有試圖在音樂上添加甚麼新元素新嘗試，聽到是百分百原味道的 Kings Of Convenience 。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的聲音，仍是如斯的溫文爾雅、溫婉愜意、如沐春風而來。正如《 Peace or Love 》唱片封面那幅俯攝二人下棋的照片，已治癒到一個點。 

跟 Kings Of Convenience 做了一個電郵訪問——因為是通過電郵訪問，所以也只有一人負責回覆。給我回覆的，是 Erlend Øye 。六年前見過他，這位四眼佬健談到不得了。現在跟他作電郵採訪， Erlend 的行文也彷彿聽到他的語氣聲調。 

五年製作．五個城市 

相隔了12個年才發行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一如我所料， Kings of Convenience 在《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面世之後，他們並沒有確實定下製作下一張專輯的計劃，而只有一心專注舉行巡演。 

「我們的計劃就是用幾年時間來巡演，而我們也做到了。大約在2015年左右，我們開始認真思考『好吧，讓我們把歌曲結集起來』。也因為在2013、2014年的時候我正在製作我的個人專輯，即使我們當時可以這樣做，但若同時進行就會有點愚蠢吧。所以到了2015、2016年間才是我們真正開始工作的時候。」來到專輯製作的後期，才遇上大流行疫情，幸而對 Kings of Convenience 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對我們來說，這次大流行疫情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們已完成了實際的錄音，跟著主要是要做混音和母帶製作，這是可以分開進行的過程，而我們大概亦能更快地做到，但這對我們來說並沒有甚麼負面影響。然而現在我們正在發佈專輯，事實證明這正是一個真正的難題，因為我們不能四處走動，無法出席活動、去電視台和電台親身會見記者。」 

正因為當時全球大流行疫情尚未爆發，橫越五年時間製作的《 Peace or Love 》，才可以走訪五個城市灌錄，包括挪威卑爾根、意大利斯拉古薩、德國柏林、瑞典哥德堡、智利聖地牙哥。 

「卑爾根是我們出生和相遇，也是我們樂隊成立的地方，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也經常下雨，下雨的時候你可以留在室內做音樂；斯拉古薩( Erlend 定居當地多年)是我們錄製大部分歌曲的城鎮，在〈 Killers 〉的結尾，你可以聽到草蜢發出夏天的聲音，那是2016年8月所收錄的；柏林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因為有點像歐洲的紐約市，很多人都移居到這裡，它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城市，但也很友好；在智利聖地牙哥於我們錄音的地方，從城裡可以看到高達6500米群山的山城。」 《 Peace or Love 》之優秀，正是 Kings of Convenience 能夠慢工出細貨地灌錄出來，得以遊走多個他們喜歡的城市錄音，而且有些進行錄音的都家居環境的地方。「你所處的每一個新地方都會給你帶來能量的變化，那可能是壞的，也可能是好的，你不知道，你只需要嘗試一下。在製作這張專輯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感到陳舊或卡住了，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太久了，所以換個時間在另一個地方再試一次是有意義的，那就好像令你忘記了困難的事情而你用新的樂觀能量再試一次。」 

二人行 

20年前，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首張專輯《 Quiet Is the New Loud 》叫大家聽得趨之若鶩，其中一個為樂迷津津樂道之處，是專輯的有趣名字「寧靜是新的吵鬧」，可見他們懂得「玩字」。現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不是人們常言道的「和平與愛」，而是「和平或愛」，兩者只能選其一。「我們都一直認為，和平與愛應該一拼而來，但以我們的經歷——也看看我們朋友的生活——我們看到通常似乎是只許兩取其一。」 

我們對 Kings of Convenience 再合體二人行為趨之若鶩，畢竟在樂迷心目中，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是那麼無懈可擊的音樂好拍檔——即使人所共知，兩人的性格是那麼大相逕庭。他們如今在《 Peace or Love 》裡的合作關係，也仍是如斯的微妙如兄弟手足。 

 「大部分歌曲都是從我們其中一人開始，然後呈現給另一人，以協助對方完成這首歌。而一些歌曲比如〈 Song About It 〉，便完全是我們一起合作寫出來。我們彼此之間最大的幫助就是我們兩個人，所以當活動停止了、火車停止了，我們不知道如何繼續時，我們是兩個可以談論並繼續前進的人，亦會提醒大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犯的同樣。而且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倆都為之很高興，這意味著很多，不過這並不經常發生，但是當它發生時，我們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跡象，表明事情是好的。」

 

先行單曲〈 Rocky Trail 〉一釋出，大家都認定他們回歸了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經典聲音。何謂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經典聲音？「那就是一把有節奏地彈奏的木結他之曲風。而『陳腔濫調(cliché)的 Kings Of Convenience 』也有很多種，〈 Rocky Trail 〉就是以源自 bossa nova 之節奏加上 arpeggios 結他模式的陳腔濫調風格。」 

〈 Rocky Trail 〉由 Détour 執導的一鏡過的mv亦叫大家看得賞心悅目，之不過這個一臉怡然自得的影片，原來 Eirik 在拍攝過程中受了傷。「我們在馬德里拍攝， Eirik 必須接受六次綵排來爬上爬落。當我們完成時，他的鼻子也受了重傷，他為拍攝這個mv而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他還在凌晨三點被一名來到我們公寓做測試的流動護士叫醒。」

 

〈 Fever 〉是專輯的第二首單曲，在 YouTube 搜尋一下， Erlend 於四年前已經在智利聖地牙哥的演出過此曲。莫非〈 Fever 〉本是 Erlend 的個人曲目？不，只是當時他以個人姿態急不及待地將此曲公演，他的解話是歌曲向他召喚。「這一直是一首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歌曲，但是因為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這張唱片，所以有時乃按捺不住為大家玩出此曲。那不是由於我要個人表演出來，而只是因為歌曲自己嚷著要演出，以來感覺有點生命力，而且也許我現場表演它是因為我需要演出才能從中來學到其他東西，固此這就是了解這首歌的過程之一部分。」 

跟 Fiest 再續情緣 

大家忘不了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2004年第二張專輯《 Riot on an Empty Street 》裡，加拿大唱作女生 Fies t為他們客串了兩曲〈 Know-How 〉和〈 The Build-Up 〉而成為一時佳話。到了今次《 Peace or Love 》， Fiest 再度跟他們合作，帶來了兩首歌曲〈 Love Is a Lonely Thing 〉和〈 Catholic Country 〉，彼此有幾惺惺相惜也不言而喻。 

「她的歌曲創作非常出色，她將歌詞和旋律聯繫起來，並通過歌曲來玩奏出她的方式，而多於去創造 Bob Dylan 式的歌曲。 Bob Dylan 風格的歌曲是當你有一個節奏模式，你完全同樣地重複八次。而她所做出的歌曲更具關聯性，所以她在歌曲中徘徊、在歌曲裡走不同的路向。她可能是在我們開始合作後給我們最大啟發的人，我們在2003年認識她，我認為她玩奏和創作歌曲的方式對我們影響非常大。」

 

對比起清新可喜的〈 Catholic Country 〉，我更喜歡淡淡然的〈 Love Is a Lonely Thing 〉。〈 Love Is a Lonely Thing 〉是 Feist 跟 Erlend 和 Eirik 的三重唱歌曲，歌曲只有三段verse，由三人獨自唱出，表現出這份愛的孤獨感，直至最尾幾句才只聽到三人所齊聲合唱。但原本此曲亦非如此唱法，而這個改變也是 Erlend 在灌錄《 Peace or Love 》專輯的過程中，最令他深刻的一件事。

「之前我們跟 Leslie ( Feist )一起排練過〈 Love Is A Lonely Thing 〉，當時每個人都齊聲合唱，我們試圖以這種方式錄製，也是說每個人都非常了解他們的灌唱部分，我們必須以非常統一的節奏唱歌，以便我們可以和其他人以相同的節奏來唱和。當我們到達柏林的錄音室時，我們便有了另一個想法，就是不是齊聲唱，而是各人各自唱出 verse ，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按照他們喜歡的方式來表達這首歌，這意味著我們能夠記錄我們感到自由的確切時刻。那就像你父母第一次讓你在沒有支撐輪的情況下踩單車的那一刻。這就是為甚麼我認為這是一首如此好的錄音，因為每個人都被賦予了自由演繹他們喜歡的方式。」 Erlend 再強調，現在大家所聽到的，是他們一take過地灌錄出來。 

《 Quiet Is the New Loud 》20週年 

今年不獨是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回歸，今年春天也是他們的2001年首張專輯《 Quiet Is the New Loud 》面世20週年紀念。 

Erlend 就憶述在利物浦 Parr Street Studios 錄音幾天之後跟唱片監製 Ken Nelson 坐下來的對話。「我問 Ken Nelson ：『所以你現在不打算做一些製作的把戲嗎？』他說：『你是甚麼意思？』 『好吧，你不打算為聲音來些混音或做點甚麼以讓它聽起來乾淨嗎？』 『不』 『那麼這張專輯怎樣會很棒呢？』 『你懂得唱歌並演繹得非常好』。所以，他教曉了我們很多關於我們一直隨身攜帶的精神，就是製作一張偉大專輯的方法是好好地一起現場表演出來。神奇之處造就於樂手之間的相互作用。 Ken 也是 Coldplay 頭兩張專輯的監製，他在那裡也有同樣的想法，即總是從某些現場表演開始，然後圍繞它來進行創作。 Coldplay 之有趣，是因為當他們停止交由他監製時，你可以很清楚地為意到他們的聲音是如何出現變化，主要是因為樂隊可能想要更大的聲音、成為大如 stadium 聲音，他們設法做到了，之不過對許多人來說 Coldplay 的頭兩張專輯才是我們喜歡聽到的，因為我們正在聽由樂隊裡的優秀樂手帶來之現場演出，這可能不是最偉大和適合電台播放的聲音，但對於音樂粉絲來說這是最具價值的，你可以聽很多次仍然有新的感覺。」 

當年， Kings of Convenience 跟 Turin Brakes 、 Alfie 、 I Am Kloot 等英倫獨立音樂單位被喚作 new acoustic movement ，對於這個英國媒體的標籤，從 Erlend 的文字回覆也看到他是多麼的嗤之以鼻。 

 「這是典型英國音樂記者報導音樂的方式，試圖給一場音樂運動命名。我曾很努力地去查明有此音樂運動這回事，畢竟我認為涉及其中的人都是彼此相去甚遠。此外，我真的希望他們能夠想出一個 比new acoustic movement 為更具新意的用語，我但願我們的音樂運動名稱會比這個更令人興奮，比如 rock ‘n’ roll 、 jazz 或 grunge 般。所以，也許只是因為它真的不是一個好名字，所以這場音樂運動很快就死亡了！」 

然而，我仍舊是喜歡將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音樂稱之為一種 new acoustic 聲音吧。

蘋果日報：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今朝，花了幾分鐘排隊買了最後一份《蘋果日報》，排隊時就像送別過程的一部分。同時，也意味著我廿多年來閱讀《蘋果》的習慣，在一下子要告一段落。 

《蘋果日報》是我人生中，閱讀得最長久的一份報章。小時候的記憶，我老家是看《天天日報》，之後變成《成報》，一讀多年，我每天閱報的習慣便是因為《成報》而養成。後來遇到我老婆，就隨她閱讀《東方日報》。 

我在1994年創辦《mcb》，《蘋果》則在95年誕生(如果《mcb》仲健在的話現在就長命過《蘋果》了)。那些年我們兩口子都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買報紙，通常已是午後落街買飯食午餐做的事，除非是通頂那幾天就可以晨早買報紙。我們本來已是《壹週刊》的讀者，《蘋果》初成立時都因為貪新鮮而買過，但那時仍舊慣性地每天睇《東方》，《蘋果》就偶然才會買。直至開始見到《東方》嘅仆街嘢，就來過斬釘截鐵的了斷，正式每日睇《蘋果》，那是97主權移交前的事。 

閱讀《蘋果》成為我們兩公婆廿幾年來的習慣。20年前多，我老婆有三個月不在香港，當時《蘋果》尚未有網絡版，她就叫我把《蘋果》留起待她返香港時睇，一疊疊《蘋果》就在家中堆積起來。 

我居住過的幾個屋苑，都有派報紙服務，早上七點已送到，每朝一打開大門便有一份《蘋果》放在鐵閘內，實在是小確幸(雖然偶有會遲來要打電話追)。隨著報業萎縮，我現時屋苑負責派報的報攤在多年前結業了，我便回復每朝落街買報紙的日常。 

進入網媒年代，很多《蘋果》的新聞及專題都通過社交媒體先在網上看到，但我仍是個old school的讀者，喜歡手執一份紙媒《蘋果》閱報的感覺。我好喜歡閱讀E疊副刊，尤其是有段時間很用心做的文化版；後來E疊副刊與C疊娛樂合拼，但即使是一版(週末是兩版)「名采」，也是可以很chill的閱讀過程。 

我認識在《蘋果》工作過的朋友，簡直不計其數。我也拉車邊在《蘋果》留下過幾條腳毛。有時是被訪者，可能是我有朋友主理副刊文化版，所以有段時間久不久便找我訪問關於音樂的東西，不時見報；我也寫過《蘋果》副刊，為他們寫過一千多字的本地獨立音樂藝人的短訪，也寫過好幾篇佔了四分三版的長文(餘下的四分一是廣告)，包括Kraftwerk的專題、Marianne Faithfull和DJ Spooky的專訪。 

香港已經不一樣了，明天就進入沒有《蘋果》的時代。香港人請記住，這個暴政如何消滅了一份敢言的報紙、一個傳媒集團。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Suede：愛與毒藥︱我的年少輕狂回憶

意想不到，今年Record Store Day其中一張叫我甚期待的RSD 2021官方出品，竟然是Suede的唱片——Suede在1993年秋天以VHS形式發表了首齣現場音樂會影片《Love & Poison》，相隔28年後乃將其錄音作現場演出專輯《Love & Poison: Live At The Brixton Academy, 16th May 1993》推出(美其名是影片的soundtrack)，並首次發行成vinyl作為今年RSD的出品。 

我是Suede的第一代樂迷(未出首張專輯已開始聽他們)，而且想當年，我更敢說我是他們在香港的頭號粉絲。忘不了這隊新貴樂團是來得多麼驚為天人、教我為之瘋狂，也見證到”Suedemania”現象的出現。總之一切有關Suede的東西都是美事，足以叫我趨之若鶩、大表興奮。 

回到1992、93年間，Britpop熱潮未爆發，當時在香港聽Suede的，都是跟得好貼的一班英倫獨立音樂愛好者(每週拜讀《Melody Maker》、《NME》那群)；而早年要在香港購買他們的單曲，仍有相當難度。作為一名港燦樂迷(即是無能力周遊列國看音樂會的樂迷)，當時以為看到Suede的現場演出，會是遙不可及的事情——誰不知他們在1995年3月便已首度登陸香港演出，跟著成為在香港開show的常客，見過佢哋N次。 

隨著Suede在1993年3月底發表過首張同名專輯《Suede》，八個月之後，在當年11月把同年5月份樂隊在Brixton Academy的一場音樂會出版成現場演出影片《Love & Poison》(錄音師亦是其唱片監製Ed Buller)，可想而知那時我有幾雀躍。而這盒VHS，還是要等待一段時間才弄到手，當然我為之愛不釋手，跟著已急不及待地在《年青人周報》寫了一則短評。之後好幾年，這盒VHS也不時出現在我的講座上。 

誠然，我對Suede的狂熱老早已冷卻(「老早」的意思是已超過20年前)，就是見到《Love & Poison》以唱片形式重現，那亦重燃我對早期Suede的熱情。 

現在把以180g透明膠印製的雙唱片《Love & Poison: Live At The Brixton Academy, 16th May 1993》放上唱盤，果然聽得我「回憶番哂嚟」。到底這是我對Suede最具有情意結的一個時期，雌雄莫辨的「camp精」Brett Anderson加上Bernard Butler的結他主奏，是多麼無懈可擊的組合；而另一重點，是當時Suede仍是只有發表過一張專輯的樂隊，所以這場Brixton Academy音樂會，便差不多整張同名專輯《Suede》玩了出來，再加上〈My Insatiable One〉、〈He’s Dead〉、〈To The Birds〉等單曲b-side曲目，對於我們這群Suede的老粉絲無疑是大滿足的歌單。 

通過這套透明膠唱片重溫《Love & Poison》，那些年我的年少輕狂，都被召喚回來了。也發覺，現在單純以現場錄音(而沒有畫面的羈絆)來欣賞這場Suede的1993年音樂會，好像可以聽得更多。

 

black midi：怪力亂神

對比起Black Country, New Road和Squid等被歸納為「post-punk再起」(post-punk resurgence)的英倫樂隊，即使black midi並非最早成軍與出道，然而他乃最早發表首張專輯的一隊。正當大家才出版了處子專輯的時候，black midi的新作《Cavalcade》已是繼2019年的《Schlagenheim》後樂隊的第二張專輯。 

三隊當中，black midi是為最具技術型功架的一隊。其experimental rock / avant rock風格是拿捏progressive rock、jazz rock、post-punk、noise rock、math rock、cabaret的薰陶而來。而來到《Cavalcade》，我感覺到black midi有意漸漸走出所謂post-punk的框架，甚至在某程度上覺得把他們在整體上扣上post-punk帽子總是有多少謬誤。 

毋庸置疑如今black midi的聲音，得以被拿來跟progressive rock教祖King Crimson作相提並論，尤其在音樂上的起承轉合，都有如King Crimson那種師承jazz rock血脈的prog rock組態，同時又得以跟James Chance and the Contortions、Lounge Lizards等被標籤為jazz-punk的樂團作相提並論。 

即使今次在《Cavalcade》裡black midi由四人樂團而變成Geordie Greep、Cameron Picton和Morgan Simpson的三人姿態(結他手Matt Kwasniewski-Kelvin目前暫休)，但他們的聲音乃來得更強大。 

《Cavalcade》專輯的開場曲兼先行單曲〈John L〉在緊湊的節奏下已是black midi最具post-punk張力的一首，配以Geordie Greep濃濃口音的半吟半唱，但同時又有如King Crimson介乎《Larks' Tongues in Aspic》和《Discipline》時期的之張牙舞爪prog rock演奏，客席樂手Joscelin Dent-Pooley的刀光劍影式小提琴，加上直升機的聲響，綻放出萬般血脈僨張的能量。歌曲的部落舞蹈mv亦極盡怪咖風格之能事。

 

同樣地，〈Chondromalacia Patella〉亦好比《Discipline》時期的King Crimson遇上post-punk / art punk組態，抑或喚作math rock吧，但又有著戲劇性的起承轉合，澎湃時澎湃、神秘時神秘，實行怪力亂神。 

 

 〈Slow〉並不緩慢而是介乎math rock與jazz rock之間，Kaidi Akinnibi的次中音與高音色士風演奏已是那麼蕩氣迴腸。歌曲的動畫mv亦好瘋狂。

 

〈Marlene Dietrich〉開宗明義地是向德國cabaret歌唱家瑪蓮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致敬，歌曲也有濃郁的靡爛cabaret色彩，亦反映到他們師承自Scott Walker的根深蒂固薰陶。〈Diamond Stuff〉來得低迥靜態，泛著downtempo jazz / prog jazz的底蘊，幽美而懾人。論扣人心弦，〈Hogwash and Balderdash〉就有如King Crimson遇上Frank Zappa，總之是夠神經質那種。近十分鐘的〈Ascending Forth〉由acoustic曲風帶出，引伸成史詩式而又cabaret的progressive rock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