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oon Sax：三人行〡多面體

好記得第一次聽到澳洲布里斯本獨立樂隊The Goon Sax，他們所予我的深刻印象，就是indie-pop / twee-pop到不得了，簡直好像回到C86運動爆發至90年代初葉那個indie-pop時代，所說是其2016年首張專輯《Up to Anything》。我知道，一個音樂流派也會隨著時代巨輪的推進，而會在聲音上發生變化，甚至感覺也有點不一樣，所以今天很多被冠以indie-pop之稱的樂隊，其實已不再是我心目中的indie-pop。但當時The Goon Sax的indie-pop就來得非常之正宗，很80、90年代的獨立流行樂風格，就像回到那個樸實無華、跟科技背道而馳的indie-pop美好年華。 

The Goon Sax是Louis Forster(結他)、Riley Jones(鼓)和James Harrison(低音結他) 所構成的三人樂隊，三人皆是主唱、擁有三把聲音。加上高個子成員Louis Forster是布里斯本傳奇性indie rock / college rock樂隊The Go-Betweens(曾簽約英國獨立廠牌Rough Trade及Beggars Banquet)主將Robert Forster的兒子，那更令我對他們另眼相看。 

五年前的《Up to Anything》，The Goon Sax全然是一隊赤子之心、無添加的indie-pop / twee-pop樂隊(連唱片封面也猶如C86年代的獨立樂團出品)；到了2018年的第二張專輯《We're Not Talking》，聽得到他們的indie-pop聲音之成長，多了一點製作。相隔三年後，如今再帶來樂隊的第三張專輯《Mirror II》，可聽見他們的聲音出現了微妙的進化，卻又毫無遺和感。 

睽違三年，期間Louis Forster去了德國柏林居住、在一家戲院工作，Riley Jones和James Harrison則組了post-punk樂隊Soot。然後The Goon Sax再合體——他們視之為新開始，在一間他們喚作Fantasy Planet的昆士蘭建築房子一起居住，閉門造車地創作了新專輯出來。樂隊繼而遠赴英國Bristol，在Geoff Barrow(Portishead / Beak)開設的Invada Studios，由跟PJ Harvey合作無間John Parish監製下把《Mirror II》灌錄了出來，這位英國製作人對The Goon Sax今次的聲音之影響亦不言而喻。 

《Mirror II》是The Goon Sax歷來最「多嘢聽」的一張專輯但又不失他們的indie-pop樂隊初衷本色，三位成員彼此的風格亦來得更為顯著，從而令到樂隊呈現出多重性格多面體。專輯喚作《Mirror II》，意指他們得以互相影響的合作關係。 

Louis Forster演繹的歌曲，跟Riley合唱的先行單曲〈In the Stone〉是由post-punk式bassline主導的美好indie-pop；另一先行單曲〈Psychic〉是由明快鼓機節拍驅動的noise-pop，其mv也叫人看得賞心悅目。而avant-rock曲目〈Bathwater〉最後Louis唱出德語歌詞，也告訴了大家他曾在柏林生活。 

 

從灰野敬二到Kylie Minogue，都是女成員Riley Jones今次背後的音樂影響。由她主唱的新單曲〈Desire〉無疑是dream-pop / shoegaze到不得了的夢幻浪漫靚歌，而〈Tag〉就是她的bubblegum-noise-pop，但又有多少post-punk / new wave的底蘊。

 

一向都覺得James Harrison主唱的歌曲是最twee-pop，即是BMX Bandits那種，今次他兩首psychedelic-folk歌曲〈Carpetry〉和〈Caterpillars〉，原來是師承自前Pink Floyd主腦Syd Barrett之薰陶，雖然他一開聲我已覺得像極了BMX Bandits的Duglas T. Stewart。

【專訪】Kings of Convenience：北回歸線

今年最叫樂迷引頸以待的音樂回歸，大抵是北歐挪威卑爾根二人組合 Kings of Convenience 發表睽違12年的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喜見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這兩位音樂拍檔再合體。 

早前在4月30日， Kings of Convenience 釋出回歸單曲〈 Rocky Trail 〉，我隨即在社交平台分享，從而喚來勁多讚/心心與轉發，更在我的圈子出現了洗版的現象。 

就像2009年的前作《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般， Kings Of Convenience第四張專輯《 Peace or Love 》裡所呈現都是其他們最基本的 acoustic 歌曲風格，沒有試圖在音樂上添加甚麼新元素新嘗試，聽到是百分百原味道的 Kings Of Convenience 。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的聲音，仍是如斯的溫文爾雅、溫婉愜意、如沐春風而來。正如《 Peace or Love 》唱片封面那幅俯攝二人下棋的照片，已治癒到一個點。 

跟 Kings Of Convenience 做了一個電郵訪問——因為是通過電郵訪問，所以也只有一人負責回覆。給我回覆的，是 Erlend Øye 。六年前見過他，這位四眼佬健談到不得了。現在跟他作電郵採訪， Erlend 的行文也彷彿聽到他的語氣聲調。 

五年製作．五個城市 

相隔了12個年才發行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一如我所料， Kings of Convenience 在《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面世之後，他們並沒有確實定下製作下一張專輯的計劃，而只有一心專注舉行巡演。 

「我們的計劃就是用幾年時間來巡演，而我們也做到了。大約在2015年左右，我們開始認真思考『好吧，讓我們把歌曲結集起來』。也因為在2013、2014年的時候我正在製作我的個人專輯，即使我們當時可以這樣做，但若同時進行就會有點愚蠢吧。所以到了2015、2016年間才是我們真正開始工作的時候。」來到專輯製作的後期，才遇上大流行疫情，幸而對 Kings of Convenience 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對我們來說，這次大流行疫情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們已完成了實際的錄音，跟著主要是要做混音和母帶製作，這是可以分開進行的過程，而我們大概亦能更快地做到，但這對我們來說並沒有甚麼負面影響。然而現在我們正在發佈專輯，事實證明這正是一個真正的難題，因為我們不能四處走動，無法出席活動、去電視台和電台親身會見記者。」 

正因為當時全球大流行疫情尚未爆發，橫越五年時間製作的《 Peace or Love 》，才可以走訪五個城市灌錄，包括挪威卑爾根、意大利斯拉古薩、德國柏林、瑞典哥德堡、智利聖地牙哥。 

「卑爾根是我們出生和相遇，也是我們樂隊成立的地方，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也經常下雨，下雨的時候你可以留在室內做音樂；斯拉古薩( Erlend 定居當地多年)是我們錄製大部分歌曲的城鎮，在〈 Killers 〉的結尾，你可以聽到草蜢發出夏天的聲音，那是2016年8月所收錄的；柏林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因為有點像歐洲的紐約市，很多人都移居到這裡，它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城市，但也很友好；在智利聖地牙哥於我們錄音的地方，從城裡可以看到高達6500米群山的山城。」 《 Peace or Love 》之優秀，正是 Kings of Convenience 能夠慢工出細貨地灌錄出來，得以遊走多個他們喜歡的城市錄音，而且有些進行錄音的都家居環境的地方。「你所處的每一個新地方都會給你帶來能量的變化，那可能是壞的，也可能是好的，你不知道，你只需要嘗試一下。在製作這張專輯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感到陳舊或卡住了，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太久了，所以換個時間在另一個地方再試一次是有意義的，那就好像令你忘記了困難的事情而你用新的樂觀能量再試一次。」 

二人行 

20年前，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首張專輯《 Quiet Is the New Loud 》叫大家聽得趨之若鶩，其中一個為樂迷津津樂道之處，是專輯的有趣名字「寧靜是新的吵鬧」，可見他們懂得「玩字」。現在新專輯《 Peace or Love 》不是人們常言道的「和平與愛」，而是「和平或愛」，兩者只能選其一。「我們都一直認為，和平與愛應該一拼而來，但以我們的經歷——也看看我們朋友的生活——我們看到通常似乎是只許兩取其一。」 

我們對 Kings of Convenience 再合體二人行為趨之若鶩，畢竟在樂迷心目中， Erlend Øye 和 Eirik Glambek Bøe 是那麼無懈可擊的音樂好拍檔——即使人所共知，兩人的性格是那麼大相逕庭。他們如今在《 Peace or Love 》裡的合作關係，也仍是如斯的微妙如兄弟手足。 

 「大部分歌曲都是從我們其中一人開始，然後呈現給另一人，以協助對方完成這首歌。而一些歌曲比如〈 Song About It 〉，便完全是我們一起合作寫出來。我們彼此之間最大的幫助就是我們兩個人，所以當活動停止了、火車停止了，我們不知道如何繼續時，我們是兩個可以談論並繼續前進的人，亦會提醒大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犯的同樣。而且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倆都為之很高興，這意味著很多，不過這並不經常發生，但是當它發生時，我們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跡象，表明事情是好的。」

 

先行單曲〈 Rocky Trail 〉一釋出，大家都認定他們回歸了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經典聲音。何謂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經典聲音？「那就是一把有節奏地彈奏的木結他之曲風。而『陳腔濫調(cliché)的 Kings Of Convenience 』也有很多種，〈 Rocky Trail 〉就是以源自 bossa nova 之節奏加上 arpeggios 結他模式的陳腔濫調風格。」 

〈 Rocky Trail 〉由 Détour 執導的一鏡過的mv亦叫大家看得賞心悅目，之不過這個一臉怡然自得的影片，原來 Eirik 在拍攝過程中受了傷。「我們在馬德里拍攝， Eirik 必須接受六次綵排來爬上爬落。當我們完成時，他的鼻子也受了重傷，他為拍攝這個mv而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他還在凌晨三點被一名來到我們公寓做測試的流動護士叫醒。」

 

〈 Fever 〉是專輯的第二首單曲，在 YouTube 搜尋一下， Erlend 於四年前已經在智利聖地牙哥的演出過此曲。莫非〈 Fever 〉本是 Erlend 的個人曲目？不，只是當時他以個人姿態急不及待地將此曲公演，他的解話是歌曲向他召喚。「這一直是一首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歌曲，但是因為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這張唱片，所以有時乃按捺不住為大家玩出此曲。那不是由於我要個人表演出來，而只是因為歌曲自己嚷著要演出，以來感覺有點生命力，而且也許我現場表演它是因為我需要演出才能從中來學到其他東西，固此這就是了解這首歌的過程之一部分。」 

跟 Feist 再續情緣 

大家忘不了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2004年第二張專輯《 Riot on an Empty Street 》裡，加拿大唱作女生 Feist為他們客串了兩曲〈 Know-How 〉和〈 The Build-Up 〉而成為一時佳話。到了今次《 Peace or Love 》， Feist 再度跟他們合作，帶來了兩首歌曲〈 Love Is a Lonely Thing 〉和〈 Catholic Country 〉，彼此有幾惺惺相惜也不言而喻。 

「她的歌曲創作非常出色，她將歌詞和旋律聯繫起來，並通過歌曲來玩奏出她的方式，而多於去創造 Bob Dylan 式的歌曲。 Bob Dylan 風格的歌曲是當你有一個節奏模式，你完全同樣地重複八次。而她所做出的歌曲更具關聯性，所以她在歌曲中徘徊、在歌曲裡走不同的路向。她可能是在我們開始合作後給我們最大啟發的人，我們在2003年認識她，我認為她玩奏和創作歌曲的方式對我們影響非常大。」

 

對比起清新可喜的〈 Catholic Country 〉，我更喜歡淡淡然的〈 Love Is a Lonely Thing 〉。〈 Love Is a Lonely Thing 〉是 Feist 跟 Erlend 和 Eirik 的三重唱歌曲，歌曲只有三段verse，由三人獨自唱出，表現出這份愛的孤獨感，直至最尾幾句才只聽到三人所齊聲合唱。但原本此曲亦非如此唱法，而這個改變也是 Erlend 在灌錄《 Peace or Love 》專輯的過程中，最令他深刻的一件事。

「之前我們跟 Leslie ( Feist )一起排練過〈 Love Is A Lonely Thing 〉，當時每個人都齊聲合唱，我們試圖以這種方式錄製，也是說每個人都非常了解他們的灌唱部分，我們必須以非常統一的節奏唱歌，以便我們可以和其他人以相同的節奏來唱和。當我們到達柏林的錄音室時，我們便有了另一個想法，就是不是齊聲唱，而是各人各自唱出 verse ，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按照他們喜歡的方式來表達這首歌，這意味著我們能夠記錄我們感到自由的確切時刻。那就像你父母第一次讓你在沒有支撐輪的情況下踩單車的那一刻。這就是為甚麼我認為這是一首如此好的錄音，因為每個人都被賦予了自由演繹他們喜歡的方式。」 Erlend 再強調，現在大家所聽到的，是他們一take過地灌錄出來。 

《 Quiet Is the New Loud 》20週年 

今年不獨是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回歸，今年春天也是他們的2001年首張專輯《 Quiet Is the New Loud 》面世20週年紀念。 

Erlend 就憶述在利物浦 Parr Street Studios 錄音幾天之後跟唱片監製 Ken Nelson 坐下來的對話。「我問 Ken Nelson ：『所以你現在不打算做一些製作的把戲嗎？』他說：『你是甚麼意思？』 『好吧，你不打算為聲音來些混音或做點甚麼以讓它聽起來乾淨嗎？』 『不』 『那麼這張專輯怎樣會很棒呢？』 『你懂得唱歌並演繹得非常好』。所以，他教曉了我們很多關於我們一直隨身攜帶的精神，就是製作一張偉大專輯的方法是好好地一起現場表演出來。神奇之處造就於樂手之間的相互作用。 Ken 也是 Coldplay 頭兩張專輯的監製，他在那裡也有同樣的想法，即總是從某些現場表演開始，然後圍繞它來進行創作。 Coldplay 之有趣，是因為當他們停止交由他監製時，你可以很清楚地為意到他們的聲音是如何出現變化，主要是因為樂隊可能想要更大的聲音、成為大如 stadium 聲音，他們設法做到了，之不過對許多人來說 Coldplay 的頭兩張專輯才是我們喜歡聽到的，因為我們正在聽由樂隊裡的優秀樂手帶來之現場演出，這可能不是最偉大和適合電台播放的聲音，但對於音樂粉絲來說這是最具價值的，你可以聽很多次仍然有新的感覺。」 

當年， Kings of Convenience 跟 Turin Brakes 、 Alfie 、 I Am Kloot 等英倫獨立音樂單位被喚作 new acoustic movement ，對於這個英國媒體的標籤，從 Erlend 的文字回覆也看到他是多麼的嗤之以鼻。 

 「這是典型英國音樂記者報導音樂的方式，試圖給一場音樂運動命名。我曾很努力地去查明有此音樂運動這回事，畢竟我認為涉及其中的人都是彼此相去甚遠。此外，我真的希望他們能夠想出一個 比new acoustic movement 為更具新意的用語，我但願我們的音樂運動名稱會比這個更令人興奮，比如 rock ‘n’ roll 、 jazz 或 grunge 般。所以，也許只是因為它真的不是一個好名字，所以這場音樂運動很快就死亡了！」 

然而，我仍舊是喜歡將 Kings of Convenience 的音樂稱之為一種 new acoustic 聲音吧。

蘋果日報：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今朝，花了幾分鐘排隊買了最後一份《蘋果日報》，排隊時就像送別過程的一部分。同時，也意味著我廿多年來閱讀《蘋果》的習慣，在一下子要告一段落。 

《蘋果日報》是我人生中，閱讀得最長久的一份報章。小時候的記憶，我老家是看《天天日報》，之後變成《成報》，一讀多年，我每天閱報的習慣便是因為《成報》而養成。後來遇到我老婆，就隨她閱讀《東方日報》。 

我在1994年創辦《mcb》，《蘋果》則在95年誕生(如果《mcb》仲健在的話現在就長命過《蘋果》了)。那些年我們兩口子都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買報紙，通常已是午後落街買飯食午餐做的事，除非是通頂那幾天就可以晨早買報紙。我們本來已是《壹週刊》的讀者，《蘋果》初成立時都因為貪新鮮而買過，但那時仍舊慣性地每天睇《東方》，《蘋果》就偶然才會買。直至開始見到《東方》嘅仆街嘢，就來過斬釘截鐵的了斷，正式每日睇《蘋果》，那是97主權移交前的事。 

閱讀《蘋果》成為我們兩公婆廿幾年來的習慣。20年前多，我老婆有三個月不在香港，當時《蘋果》尚未有網絡版，她就叫我把《蘋果》留起待她返香港時睇，一疊疊《蘋果》就在家中堆積起來。 

我居住過的幾個屋苑，都有派報紙服務，早上七點已送到，每朝一打開大門便有一份《蘋果》放在鐵閘內，實在是小確幸(雖然偶有會遲來要打電話追)。隨著報業萎縮，我現時屋苑負責派報的報攤在多年前結業了，我便回復每朝落街買報紙的日常。 

進入網媒年代，很多《蘋果》的新聞及專題都通過社交媒體先在網上看到，但我仍是個old school的讀者，喜歡手執一份紙媒《蘋果》閱報的感覺。我好喜歡閱讀E疊副刊，尤其是有段時間很用心做的文化版；後來E疊副刊與C疊娛樂合拼，但即使是一版(週末是兩版)「名采」，也是可以很chill的閱讀過程。 

我認識在《蘋果》工作過的朋友，簡直不計其數。我也拉車邊在《蘋果》留下過幾條腳毛。有時是被訪者，可能是我有朋友主理副刊文化版，所以有段時間久不久便找我訪問關於音樂的東西，不時見報；我也寫過《蘋果》副刊，為他們寫過一千多字的本地獨立音樂藝人的短訪，也寫過好幾篇佔了四分三版的長文(餘下的四分一是廣告)，包括Kraftwerk的專題、Marianne Faithfull和DJ Spooky的專訪。 

香港已經不一樣了，明天就進入沒有《蘋果》的時代。香港人請記住，這個暴政如何消滅了一份敢言的報紙、一個傳媒集團。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Suede：愛與毒藥︱我的年少輕狂回憶

意想不到，今年Record Store Day其中一張叫我甚期待的RSD 2021官方出品，竟然是Suede的唱片——Suede在1993年秋天以VHS形式發表了首齣現場音樂會影片《Love & Poison》，相隔28年後乃將其錄音作現場演出專輯《Love & Poison: Live At The Brixton Academy, 16th May 1993》推出(美其名是影片的soundtrack)，並首次發行成vinyl作為今年RSD的出品。 

我是Suede的第一代樂迷(未出首張專輯已開始聽他們)，而且想當年，我更敢說我是他們在香港的頭號粉絲。忘不了這隊新貴樂團是來得多麼驚為天人、教我為之瘋狂，也見證到”Suedemania”現象的出現。總之一切有關Suede的東西都是美事，足以叫我趨之若鶩、大表興奮。 

回到1992、93年間，Britpop熱潮未爆發，當時在香港聽Suede的，都是跟得好貼的一班英倫獨立音樂愛好者(每週拜讀《Melody Maker》、《NME》那群)；而早年要在香港購買他們的單曲，仍有相當難度。作為一名港燦樂迷(即是無能力周遊列國看音樂會的樂迷)，當時以為看到Suede的現場演出，會是遙不可及的事情——誰不知他們在1995年3月便已首度登陸香港演出，跟著成為在香港開show的常客，見過佢哋N次。 

隨著Suede在1993年3月底發表過首張同名專輯《Suede》，八個月之後，在當年11月把同年5月份樂隊在Brixton Academy的一場音樂會出版成現場演出影片《Love & Poison》(錄音師亦是其唱片監製Ed Buller)，可想而知那時我有幾雀躍。而這盒VHS，還是要等待一段時間才弄到手，當然我為之愛不釋手，跟著已急不及待地在《年青人周報》寫了一則短評。之後好幾年，這盒VHS也不時出現在我的講座上。 

誠然，我對Suede的狂熱老早已冷卻(「老早」的意思是已超過20年前)，就是見到《Love & Poison》以唱片形式重現，那亦重燃我對早期Suede的熱情。 

現在把以180g透明膠印製的雙唱片《Love & Poison: Live At The Brixton Academy, 16th May 1993》放上唱盤，果然聽得我「回憶番哂嚟」。到底這是我對Suede最具有情意結的一個時期，雌雄莫辨的「camp精」Brett Anderson加上Bernard Butler的結他主奏，是多麼無懈可擊的組合；而另一重點，是當時Suede仍是只有發表過一張專輯的樂隊，所以這場Brixton Academy音樂會，便差不多整張同名專輯《Suede》玩了出來，再加上〈My Insatiable One〉、〈He’s Dead〉、〈To The Birds〉等單曲b-side曲目，對於我們這群Suede的老粉絲無疑是大滿足的歌單。 

通過這套透明膠唱片重溫《Love & Poison》，那些年我的年少輕狂，都被召喚回來了。也發覺，現在單純以現場錄音(而沒有畫面的羈絆)來欣賞這場Suede的1993年音樂會，好像可以聽得更多。

 

black midi：怪力亂神

對比起Black Country, New Road和Squid等被歸納為「post-punk再起」(post-punk resurgence)的英倫樂隊，即使black midi並非最早成軍與出道，然而他乃最早發表首張專輯的一隊。正當大家才出版了處子專輯的時候，black midi的新作《Cavalcade》已是繼2019年的《Schlagenheim》後樂隊的第二張專輯。 

三隊當中，black midi是為最具技術型功架的一隊。其experimental rock / avant rock風格是拿捏progressive rock、jazz rock、post-punk、noise rock、math rock、cabaret的薰陶而來。而來到《Cavalcade》，我感覺到black midi有意漸漸走出所謂post-punk的框架，甚至在某程度上覺得把他們在整體上扣上post-punk帽子總是有多少謬誤。 

毋庸置疑如今black midi的聲音，得以被拿來跟progressive rock教祖King Crimson作相提並論，尤其在音樂上的起承轉合，都有如King Crimson那種師承jazz rock血脈的prog rock組態，同時又得以跟James Chance and the Contortions、Lounge Lizards等被標籤為jazz-punk的樂團作相提並論。 

即使今次在《Cavalcade》裡black midi由四人樂團而變成Geordie Greep、Cameron Picton和Morgan Simpson的三人姿態(結他手Matt Kwasniewski-Kelvin目前暫休)，但他們的聲音乃來得更強大。 

《Cavalcade》專輯的開場曲兼先行單曲〈John L〉在緊湊的節奏下已是black midi最具post-punk張力的一首，配以Geordie Greep濃濃口音的半吟半唱，但同時又有如King Crimson介乎《Larks' Tongues in Aspic》和《Discipline》時期的之張牙舞爪prog rock演奏，客席樂手Joscelin Dent-Pooley的刀光劍影式小提琴，加上直升機的聲響，綻放出萬般血脈僨張的能量。歌曲的部落舞蹈mv亦極盡怪咖風格之能事。

 

同樣地，〈Chondromalacia Patella〉亦好比《Discipline》時期的King Crimson遇上post-punk / art punk組態，抑或喚作math rock吧，但又有著戲劇性的起承轉合，澎湃時澎湃、神秘時神秘，實行怪力亂神。 

 

 〈Slow〉並不緩慢而是介乎math rock與jazz rock之間，Kaidi Akinnibi的次中音與高音色士風演奏已是那麼蕩氣迴腸。歌曲的動畫mv亦好瘋狂。

 

〈Marlene Dietrich〉開宗明義地是向德國cabaret歌唱家瑪蓮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致敬，歌曲也有濃郁的靡爛cabaret色彩，亦反映到他們師承自Scott Walker的根深蒂固薰陶。〈Diamond Stuff〉來得低迥靜態，泛著downtempo jazz / prog jazz的底蘊，幽美而懾人。論扣人心弦，〈Hogwash and Balderdash〉就有如King Crimson遇上Frank Zappa，總之是夠神經質那種。近十分鐘的〈Ascending Forth〉由acoustic曲風帶出，引伸成史詩式而又cabaret的progressive rock曲目。 

Moby：管弦樂編製reimagined

我是自Moby在techno / house年代已開始追隨他的樂迷，從其techno rave經典〈Go〉算起，聽了這位美國紐約市電音製作人/唱作人都有30個年頭。但誠然近年對他的興趣已不大如前，2020年專輯《All Visible Objects》即使仍有一定的水準，但卻難以令我深刻，甚至已有點予人明日花黃的感覺(也多少受Moby的2019年第二部自傳《Then It Fell Apart》所引發「Natalie Portman事件」影響)。 

Moby跟合作無間25年的Mute廠牌之關係似乎已告一段落，踏入2021年，他在這個5月尾於古典音樂名廠Deutsche Grammophon旗下發表了新專輯《Reprise》——既然在DG出版唱片，《Reprise》也不會是恆常的Moby作品。 

簡言之，《Reprise》是Moby從其30年音樂生涯上嚴選出來的曲目，以管弦樂、choir及acoustic器樂來作「有機性」的重新編製，並交由一眾客席歌手作獻唱演繹，那就是一張reimagined的精選專輯——你可以說這是Moby的一次「舊酒新瓶」、「食老本」之舉，但之於我來說，卻總吸引過他推出另一張全新專輯。 

2018年10月，Moby聯同Gustavo Dudamel指揮的Los Angeles Philharmonic在Walt Disney Concert Hall演出，是他的管弦化初體驗，從而引伸到《Reprise》的出現。《Reprise》裡的管弦樂團是Budapest Art Orchestra，由80後音樂家Joseph Trapanese指揮。沒錯，把經典舊作來以管弦樂重新編製，也不一定是好事，我聽過不少所謂管弦樂版闡釋，內容空洞得欠缺靈魂。但Moby的《Reprise》總算是有相當的可聽性，畢竟他有不少賦予電影感底蘊的歌曲，都適宜作這種改編方式——官方說法是Reprise Version。 

《Reprise》由重玩《Play》專輯時的器樂曲目〈Everloving〉揭開序幕，一如原曲是由Moby的acoustic民謠結他帶出，隨著鋼琴的響起，然後才綻放出蕩氣迴腸、思潮起伏的弦樂，忠於原著得來而又提升了其感染力。

 

來自1999年折衷性鉅著專輯《Play》的曲目共四首之多，是《Reprise》裡之最，也差不多全作為主打。先行單曲〈Porcelain〉在悲慟淒戚的交響樂下，交由美國獨立搖滾樂隊My Morning Jacket主將Jim James作低迥心碎的演繹，情感濃得化不開；另一主打歌〈Natural Blues〉，原本Vera Hall的上世紀30年代古典美國民謠唱詠sample，現由爵士藍調歌手Geogory Porter及民謠歌手Amythyst Kiah合唱出，soulful到不得了；傷春悲秋的gospel-blues-downtempo經典〈Why Does My Heart Feel So Bad?〉由gospel-soul歌手Deitrick Haddon和Apollo Jane幽美合唱再加上福音合唱團The Samples，全然深化了歌曲的gospel根源。

 

那麼Moby就倒不如乾脆做一張Reprise Version的《Play》吧！我知我知，跳脫如〈Bodyrock〉等歌曲總難以管弦樂化。然而《Reprise》裡Moby卻又可以把techno rave神曲〈Go〉弄出一個Reprise Version，Afrobeat敲擊節奏、取樣自Angelo Badalamenti的弦樂真演奏出來，換來彷彿穿越森林的畫面。

 

論電影感，1995年專輯《Everything Is Wrong》曲目〈God Moving Over the Face of the Waters〉由冰島古典鋼琴家Víkingur Ólafsson擔任主奏，勾勒出是一片北歐的風景。

 

其他Reprise Version又如何？來自2002年專輯《18》裡跟dream-pop二人組Azure Ray合作的〈The Great Escape〉本已美得沒話說，現在由Nataly Dawn、 Alice Skye和Luna Li合唱的版本在管弦樂伴奏下，是如斯思古幽情的neo-classical風格；來自2013年專輯《Innocents》的〈The Lonely Night〉除了原唱的前Screaming Trees主將Mark Lanegan之外，還加上搖滾傳奇Kris Kristofferson變成合唱歌，換上是濃郁的Americana味道；同是《Innocents》時期的〈Almost Home〉本為一首dream-pop / folk / soul歌曲，現在由indie-folk樂隊Darlingside與唱作人Novo Amor合唱，在弦樂帶出下folk rock得來又有如頌歌之美，而〈The Last Day〉本已是萬般幽美的ballad曲目，現作為《Reprise》的結尾歌，同是Skylar Grey主唱卻更演繹得更渾圓甜美，管弦樂令歌曲多了一份懾人心魄。至於其他的，則平平庸庸而已，感覺不大。

 

而《Reprise》裡有一首非Moby的原創歌，就是重玩了David Bowie的1977年作品〈Heroes〉以向他這位已故音樂英雄致敬，由跟Moby屢次合作過的Mindy Jones演繹，重新闡釋成鋼琴主導的憂傷淒美管弦樂ballad。

Squid：層出不窮的重塑藝術朋克

莫非是大約20年就來一個大循環嗎？大家都知道post-punk樂潮在上世紀70年代末平地一聲雷地全面爆發，然後相隔20多年，踏入2000年代初葉就有「post-punk復興」(post-punk revival)，一眾新世代post-punk樂隊再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捲起一輪巨浪；又再相隔20年，在近年間post-punk又再成為獨立音樂圈的關鍵詞，構成「post-punk再起」(post-punk resurgence)的現象。而在2020年前後崛起的新一代post-punk音樂單位，卻不獨只有風格直截了當的名字，同時也有如Black Country, New Road、black midi及Squid等風格光怪陸離的英倫post-punk樂隊。 

誠然，我不會一廂情願地只有把他們視作post-punk看待。嚴格來說，這幾樂隊的音樂壓根兒是呈現著art punk風骨而多於外界標籤的所謂post-punk。他們都有點實驗性、有點爵士樂、有點math rock的組態，從而得以標誌著另一種post-punk / art punk流派。 

而叫我對Squid這隊來自Brighton的五人樂團注目，全因為他們在去年被獨立名廠Warp羅致旗下。而在上述三隊樂隊當中，大抵Squid在感覺上是最為post-punk，畢竟以他們的歌曲為最快板、有著post-punk式節奏，歌手兼鼓手Ollie Judge唱出狂妄不覊的神經質演繹、道出反烏托邦式題材；然而Squid當然也肯定不是純粹的post-punk來，其音樂素材上還有實驗性聲效、field recordings、爵士與avant-garde的管樂及弦樂，他們的音樂是多麼富有想像力、層出不窮而來。 

加盟Warp後在2020年釋出的兩首單曲〈Sludge〉和〈Broadcaster〉原來只是小試牛刀，踏入2021年才是Squid的全面出擊。從作為先行單曲的〈Narrator〉，到由Dan Darey操刀監製的首張專輯《Bright Green Field》的面世，Squid來得愈見厲害。而在專輯裡亦有多位管樂及弦樂手參與，包括推出過多張個人EP的小號手Emma-Jean Thackray、Black Country, New Road的色士風手Lewis Evans等。 

《Bright Green Field》的序曲〈Resolution Square〉，就是一首40秒的field recordings曲目，引伸出〈G.S.K.〉這首以英國製藥產業GlaxoSmithKline之簡稱命名的歌曲，即使此曲只有三分鐘長度，但卻能聽得到art punk、dub、funk與prog rock的底蘊，又有電影感弦樂與爵士銅管樂伴奏，絕對是短小精悍。

 

就像Black Country, New Road和black midi，Squid有不少較長篇的歌曲，來得富有起承轉合、變幻莫測。八分半鐘長的主打先行單曲〈Narrator〉，本是一首扣人心弦的art punk / post-punk / dance-punk歌曲，道出一個無法在記憶、夢想和現實之間區分開的人因此成為了自己的敘述者，配上女唱作人Martha Skye Murphy的客席魅惑女聲，漸漸產生暗湧，到了下半部分便推進昇華層次、再綻放出「原始尖叫」的人聲，全然蛻變成avant-rock來，而整個蛻變過過程又配合天衣無縫。歌曲由Felix Geen執導的mv也成為話題之作。

 

而七分半鐘〈Boy Racers〉也是始於簡約的art punk曲風，有著連綿bassline、鏗鏘結他與跳脫俐落節拍那種，又穿插著管樂之點綴，但在下半部分卻忽然靜謐深邃下來，變成由avant-garde管樂、結他與synth的droning演奏所祭出的ambient drone音樂。

 

八分鐘之新單曲〈Pamphlets〉所蟄伏著的天馬行空實驗性，好讓我用上krautrock來形容，而且歌曲也是踏著motoric beat步伐而來。

 

另一單曲〈Paddling〉則由電鼓節拍帶出motoric beat，其簡約的曲風又叫人聯想起Talking Heads，我將此曲稱之為art-pop，因為有著較討喜的流暢旋律；〈2010〉可以由溫文爾雅而推至暴烈的noise rock結他爆發；〈Documentary Filmmaker〉背後交織著是Steve Reich般的簡約主義管樂與結他絲絲入扣而來；中板而低迥的〈Global Groove〉祭出靡爛爵士管樂，是Squid的jazz-punk歌曲，Ollie Judge歇斯底里地大唱”Watch your favourite war on TV just before you go to sleep”。另一方面，〈The Flyover〉就是由中音色士風、小號與長號奏出的短篇avant-garde樂章。